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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人的中国梦布罗斯贝尔日意格与福州船政的传奇故事

  他是一个法国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造船厂,建造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这标志着中国制造蒸汽轮船的真正开始。他创办了一个中法学堂,编写了我国最早的一部中法词典《法汉袖珍词典》,培养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以及外交官陈季同等人才。他也是极少数能够被载入《清史稿》的外国官员之一,并被清政府赏赐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等荣誉。

  这位传奇的法国人就是布罗斯贝尔·日意格,在中国为了梦想和事业而付诸一生。他曾于1861年担任宁波浙海关首任洋税务司。1866年,他受左宗棠所托担任福州船政的正监督。逐渐地,他与中国船政的关系也从初始的“技术与金钱”的交易关系逐渐转变为“梦想与追梦人”的关系。可以说,船政改变了他的事业观和国际观,中国造船工业、海上舰队的发展之梦成为他为之披肝沥胆的事业。即使1884年中法开战,在国家利益当头的情况下,日意格仍力挽狂澜,因无果于1886年郁郁而终,一生牵挂中国的船政。

  日意格(1835年—1886年),是个法国人。自幼家庭贫寒,勤奋好学。他涉猎颇广,尤其对造船、驾驶深感兴趣,后成为法国海军一名年青上尉军官。英、法发动第二次战争之际,他随军来华。彼时,年仅21岁的法国海军上尉的日意格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据零星史料记载,日意格在1857年受命帮助英法联合委员会法方委员管理广州城事务。他在广州学会中文,结识了赫德。

  英国人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他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著有《中国论集》等。

  当时在广州的战争快要结束时,赫德提交了辞呈,“腾出手来开始执行他作为广州海关副税务司的新任务”,日意格也脱下征衣,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队伍。

  宁波是第一次战争后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年轻的赫德曾在那里的英国领事馆做了好几年翻译。1861年9月,日意格被任命为宁波浙海关税务司。同年12月,刚刚履新的日意格税务司宝座尚未坐热,宁波就被太平军攻克。宁波道台张景渠携带了大量海关库银,乘一艘法国轮船逃往定海。日意格也只好关闭海关,前往上海避难。

  但是上海也不太平,于是日意格重披战衣,组建了中法混合军,名曰“常捷军”,由法国军官任教练,日意格任帮统,协助清浙江巡抚左宗棠太平军。

  据《清史稿》记载:“日意格,法国人。尝为其国参将,驻防上海。同治元年,改调税务司。徙宁波,复郡城,与有功。官军攻慈溪,遣法兵驰往策应。会馀姚四门镇陷,遂与前护提督陈世章勒兵往讨,逾月,直捣上虞。贼缘道筑卡树栅,悉夺毁之,薄城,并力轰击,贼殊死战,贾勇直前,被创,众军继进,斩级千,贼始渡曹娥江去。进攻奉化,与诸军克之。攻安吉思溪、双福桥,驾小轮舶赴荻港,毁袁家汇贼垒,浙江平……”

  日意格通晓中文,为人谦和,与中国官员沟通融洽,而且在与清军共同围剿太平军的联合行动表现突出,获得了浙江巡抚左宗棠的重视和信任,并和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

  清朝的洋务运动开始后,1863年,左宗棠开始酝酿设厂造船,就经常与日意格和另一法国军官德克碑商讨造船事宜。当时,法国海军在宁波开办了一家船厂,曾造过三艘炮船,但不景气的经营使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耀来斯感到这是一个包袱。他得悉左宗棠要办船厂,遂让日意格去游说,企图转让这家船厂,条件是一旦法国人需要则要允许利用。左宗棠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不愿让中国新办的造船厂受制于外人。

  日意格当即收起这一主张,进而积极协助左宗棠筹划建新厂。然而这个过程却并不容易。日意格在法国工程师协会上发表的关于福州船政的演讲稿中披露了当时的情形。

  日意格在演讲稿中说:“我要向你们谈到的机构定名为福州船政。但它并不像人们望文生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所制造武器、军用装备或其他战争物资的工厂。事实上,这是一所集工场和车间为一体的、专门从事船舶制造的造船厂……我已经为其确立了目标,即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能够生产军舰和轮船的船舶制造厂,帮助他们培训有能力建造和驾驶船舶的人员……我们希望将造船厂设在一名中国政府大臣的身边,这位大臣是此项创举的奠基人,当时他就在福州,身居闽浙总督之高位。这位汉人名叫左宗棠。如果对于迄今为止几乎处于封闭状况的中国工业来说,福州船政意味着工业活动的起点的话,我希望左宗棠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值得一书的地位。先生们,在欧洲建立一个造船厂,特别在你们看来,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可是你们也许不知道,在中国,这项工程的创始人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 。因为历来缺乏革新精神因循守旧的北京政府当局,仅知道满足于在别人呈递的奏折上批文签字。左宗棠不得不为此计划独自担负全责。此项创举若是失败,他在中国官僚机构中所能达到的最为辉煌的职业生涯将毁于一旦。”

  阻力还有来自国际社会的。日意格与左宗棠共同商讨船政创办事宜,为兴办船政出谋划策。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一批英国人竭力阻扰中国自己设厂造船。在这种情况下,日意格冒着撤销官方职务的危险,通过各种渠道和一系列活动向法国政府据理力争,首先争取到了海军界的理解和支持,进而直接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终于使法国政府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参与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术人员及出口机器。由此可见,他对船政的感情,对中国的感情。

  1866年8月19日(同治五年七月初十日),31岁的日意格随同已升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来到福州选择厂址,这也是日意格生平第一次来到福州,勘定马尾中歧山下濒江民田为建厂基地,准备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造船厂。因为闽江入口周围有许多小岛和山峰,给船厂形成了防御外侵的极佳天然屏障。

  而后,就设厂造船的具体规划与左宗棠进行了洽商和谈判,双方“议程期、议经费、议制造、议驾驶、议设厂、议设局”,本着“由粗而精,由暂而久,尽轮船之长并通制器之利”的原则,于1866年9月3日正式签署了四份合同性文件。

  日意格的演讲稿中记录道:“在1864年底,……他(左宗棠)就让我为他做了个建造海军造船厂的预算。……我为他提供的这份预算方案直到1866年底才得到批准。正是在此时我们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双方合作协议,也正是这份协议将我和我的员工与中国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北京,我有幸得到左大人的推荐保举,被中国政府任命为船政正监督。”

  1867年,船政聘日意格担任福州船政正监督,并不仅仅因为他与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林则徐的女婿)有较好的私人关系,也不仅他“深知中国文字言语,且礼数、工牍亦所熟谙,不须言凭通事,字凭翻译”,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是一个“当时愿意与中国保持合作,而不是采取敌视态度的法国人”。

  作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日意格工作勤勉,沈葆祯在向上汇报中说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辄到局中与员绅会商,其勤恳已可概见”。在船政初创时期,日意格为采购机器设备及各种原材料,屡赴法国及东南亚,不辞劳苦。他亲自从法国招募第一批洋师匠来华工作。建厂事宜大体就绪后,便抓紧时机开工造船,并确定造船为船政中心任务。因为在宁波待过,他也招了不少来自宁波的能工巧匠。

  日意格确实非常能干,他统揽了头绪万端的大小事务,调度得法,仅一年多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这标志着中国制造蒸汽轮船的线年,日意格任船政正监督期间,督导数十名外国人较好地履行了与左宗棠订立的合约。这期间共造出兵、商轮船15艘.其中所造1560吨级的兵船“扬武”号,相当于国外二等巡洋舰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日意格经手大量采购、募工、发包工程等经费,做到账目清楚,未发现挪用、巧取等事。

  如果说,一开始担任船政正监督,日意格把它当成一份工作。但是,渐渐地他已经把中国的船政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甚至是一种使命。

  福州船政由三部分组成:造船厂、学堂及艺圃。除了完成造船任务,船政学堂及艺圃等外,还培育了一批能设计监造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海军干部以及能管理工厂的领导人员,这种成绩,和同时期也与法国合作创建的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相比较,是明显地超过了。

  福州船政创办初期,聘请了数名掌握科学技术、熟悉船政制造与教学事务的法国人来当监督和教员,并签订了“保约”。“保约”中规定,自船政开办5年内, “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并就铁厂家伙教令添造一切造船家伙;并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有成效。”

  日意格从代聘洋教员,到专业设置,制定教学计划,都花费了很大精力。这些学堂分成两个专业,造船专业上课用法语,航海专业上课用英语。为了船政学生能更好学习法语,他编撰了工具书《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中法词典。后来,他又把这部词典改编为《法汉袖珍词典》。

  1873年12月,五年期限将满时,中国员工已能自己设计、自行造船制机。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同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联合上奏,以洋员“教导功成”,请予以奖励并筹奖金及遣散费。经朝廷批准,共发下赏银及遣散费15万两。

  日意格并未将五年计划单纯地看作到期完成后便万事大吉的商业行为,而是颇有责任心的在报告中指出了五年计划中的未竟之处,条件受限,尚无法教授学员们更精深的知识,日意格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即建议中方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以完成五年计划时代船政教育所无法实现的内容,而这实际就是对五年计划中的缺憾之处进行的弥补。同时他也希望“此项行动的固化将使他所盼望的中法关系得到永恒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沈葆桢的支持。

  1873年12月,沈葆桢令日意格草拟留学条议、章程及费用清单等。1875年3月,沈葆桢趁日意格赴欧洲采购之便,挑选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随同前往英法考察。1876年春,刘步蟾、林泰曾和陈季同随日意格回国,魏瀚、陈兆翱继续留在法国学习。

  1877年3月,由船政前后学堂学生26人、艺徒9人组成船政第一届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领下分赴英法等国学习。日意格具体安排了学生学习和实习问题,并经常加以察看和照料。

  1881年初,船政又派出前、后学堂的10名学生出洋留学,仍然由李凤苞任华监督、日意格任洋监督,1886年学成归国。李鸿章曾在奏稿中写道:洋监督日意格“自光绪三年第一届生徒出洋留学,迄今已九年之久,凡酌派历届生徒分赴各厂肄业事宜,以及往来舟车饮馔医药,无不一手经理,实属异常奋勉,且于中法有事时辞退月支薪水,仍照料生徒肄业,委屈周全,不避嫌怨,尤为难得”。这奏稿反映出日意格作为洋监督的表现,特别在中法关系交恶期间,他不领薪水,但仍尽义务照料船政留学生徒,表明日意格与福建船政有了感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物品中,有一封他在中国工作期间写给弟弟的信,请弟弟在家乡为他物色一位姑娘结婚,条件之一就是婚后能跟随他到中国来。1875年,日意格在与福建船政的第一份合约结束后回到法国。他在家乡与一位年轻姑娘结婚。婚后,他克服了极大阻力将妻子带回了福州。但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妻子因为难产在福州过世。此后,日意格独自一人带着女儿在福州又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担任福建船政的留学洋监督,他才带着女儿和女儿的中国奶妈,再次回到法国。

  鉴于他的功绩,清政府给予金钱酬劳外,也给了他诸如赏一品提督衔、花翎、穿黄马褂、一等男爵、一等宝星等荣誉。晚年的日意格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中国情结”里,他为自己布置了一个“中国房间”,将他从中国运回来的中式家具、华美绣品一一陈列,怀念着倾注了他大半生时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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